敦煌研究院郭俊葉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莫高窟及其周邊古代土塔遺址調查與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3BKG015），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張小剛、武濤周。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敦煌是佛教圣地，建塔歷史久遠，史載有阿育王建塔，也有隋文帝仁壽建塔，在佛教建塔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敦煌莫高窟窟區(qū)及周邊現有土塔36座，佛堂一座，土塔遺址1座（第234窟上方塔），共38座佛塔與佛堂遺址，其中崖頂有6座，窟前宕泉河兩岸有19座，老君堂有4座，城城灣有2座，窟內土塔6座，另外還有一些建筑遺跡，如崖上涅槃寺前以及第20號塔北側的土堆遺跡，都屬于莫高窟及周邊佛教遺址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種種原因，到目前為止，這些遺址內容還未計入《莫高窟內容總錄》之內。除了少數土塔有學者撰文做過介紹研究之外，大部分資料均未系統(tǒng)整理與公布，有的只知有塔，不知其內容，更談不上研究。這些遺址、遺物作為敦煌文物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系統(tǒng)整理工作亟須早日進行。通過對莫高窟窟區(qū)及周邊土塔的考古調查，全面、系統(tǒng)地對這些遺址的資料進行整理和初步研究，提供大量基礎性的材料，從而促進相關保護和深入研究工作。

土塔是大型佛教聚落遺址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把莫高窟內所有遺址看成一個整體，土塔穿插其間，其所在位置體現了遺址的結構布局與宗教詮釋，而有些土塔可能與洞窟同時營建，那么研究土塔的內容與宗教意義是對洞窟研究的補充與促進。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

該成果主要對敦煌莫高窟及其周邊現存的土塔遺址做了全面的考古調查，用文字、測繪、照相等手段詳細記錄相關文物的位置、內容、保存狀況，并考訂其題材與年代，研究其制作方法和藝術風格。在調查研究之后，課題組將莫高窟的塔分為四類。第一類為佛舍利塔，建于宕泉城城灣的大華塔屬于舍利塔，歷史上董保德重修的普敬古塔也屬于舍利塔，也應建在城城灣。

第二類為具有禮拜、禮懺功能，與洞窟有相同性質的塔，主要修建于莫高窟崖面上方，與下層洞窟組成一組洞窟，有的在內容上起著補充下層洞窟的作用。老君堂的慈氏塔與錐形土塔也屬于同一類型。

第三類塔，主要是密教塔，單獨起塔，具有密教壇場的性質。在宋之后興起，與崖面脫離關系，建于距離崖面有一定距離的戈壁上，如涅槃寺、以及位于宕泉河東岸的三座西夏、元時期的塔。

第四類塔為僧人喪葬塔，主要分布于莫高窟宕泉河兩岸的臺地上，這類塔較多，現存17座，包括王圓箓道士塔。從塔形來看，大多數應建于西夏、元時期，也有清代、民國時期的塔。

莫高窟是一個整體佛教遺址群落，從塔的分布來看，塔的修建是有規(guī)劃的，也遵循一定的原則。崖面南區(qū)北側上方入口處有兩塔，矗立于莫高窟通向敦煌的古道兩側，是天王塔（堂）以及天王堂寺所在地，在建筑設計上有天王駐守山門之意。另外還有為紀念于闐公主而建的涅槃寺，位于古道南側。

進入宕泉河谷，從南到北，分別有莫高窟第143窟及其上方塔，莫高窟第156、161及其上方塔，莫高窟第237、234窟及其上方塔，莫高窟第17、365、366窟及其上方塔，這些窟、塔均是垂直分布在崖面之上，窟門在一條中軸線上，是有規(guī)劃的一組建筑，功德主為同一人。他們與莫高窟南大像、北大像一樣，貫穿整個崖面或局部崖面，是敦煌大族、僧界領袖或者有影響力的人所建，主要有僧統(tǒng)，節(jié)度使等人。這些塔窟組合是除了南、北大像之外，莫高窟崖面上的標志性建筑。莫高窟洞窟前面大部分都有木質窟檐建筑，與上方塔一道組成佛教塔窟組合的建筑，整體來講，是一類比較有特色的塔的形制，下方為殿堂式、最上層為塔，在敦煌壁畫中也可見到此類塔。崖面洞窟及其上方塔是莫高窟的主要禮佛區(qū)。

莫高窟崖面前方臺地上，建有寺院以及一些塔。

宕泉河谷東岸，是塔林，主要是莫高窟僧人的安葬之地。西夏及之后還建有三座密教塔。

作為一個大的佛教遺址群，莫高窟的修建遵循佛教的建筑原則，與經文“僧祇塔事者，起僧伽藍時先規(guī)度好地作塔處。其塔不得在南、在西，應在東、在北”相符，僧塔建于東邊及北邊。東邊指宕泉河東岸，為塔林；北邊指北區(qū)，北區(qū)有禮佛窟，也有瘞窟及僧人生活居住窟。這也符合莫高窟的地形狀況。宕泉河將莫高窟一分為二，河東岸為戈壁，因河阻擋，推測東岸當時也無進入莫高窟的主道。河西岸有崖面，有洞窟，窟前還有臺地，適宜種樹、建寺院，這是主要的佛事活動區(qū)域。崖面南區(qū)北側上方的雙塔是出入莫高窟的山門，也有鎮(zhèn)守、護持莫高窟之意。

宕泉河谷的城城灣是宕泉河南谷，也有寺院，寺院內有講堂，講堂后有舍利塔。現存大華塔是舍利塔之一。南谷地處幽靜之地，選擇將舍利塔建于此有保護舍利，免被打擾之旨，也可能有此地為莫高窟最早佛教的發(fā)軔地之意。

老君堂地處三危山之中，地勢較高，此地建有慈氏塔，有類兜率天宮。慈氏塔內主尊是兜率天宮的彌勒菩薩，有祈愿上升兜率，值遇彌勒之意。

總體來說，莫高窟窟區(qū)及其周邊的塔是以莫高窟崖面洞窟為中心，以地形及方位為輔而建的塔，天王堂取其位于山門入口處，崖面上建塔為與下層洞窟組成一組塔窟建筑群，宕泉河東岸為塔林，城城灣建舍利塔取其幽，老君堂建慈氏塔取其高。

第234窟上方的土塔已完全塌毀，未經發(fā)掘清理，故難知詳情，但推測是與第234窟連為一體的一座中唐時期的土塔，因而234窟上方的塔應是莫高窟現存最早的土塔遺址。現存最早的塔為莫高窟161窟上方的塔，建于晚唐歸義軍初期。在曹延祿建涅槃寺之前，塔內主尊以釋迦、彌勒等顯教尊格為主，而在此之后，則以密教為主流，以大日如來為中心組成的壇場為主要內容，一座塔，就是一壇場。

敦煌歷史上記載的阿育王建塔，隋文帝仁壽建塔，以及后來的董保德修繕普敬古塔，都是釋迦舍利塔。隨著洞窟的營建，塔也作為崖面建筑的一部分而修建，與洞窟性質相同，具有禮拜、禮懺功能，與其下方洞窟形成垂直塔窟組合的形式，這類塔主要有法華塔、彌勒塔等。隨著宋代密教的發(fā)展，敦煌出現了一些以密教內容為主要題材的塔，如涅槃寺以及西夏塔等。敦煌存在最多的塔是高僧骨灰塔，分布于宕泉河兩岸。敦煌在西夏及之后還存在一種窟內建塔的現象，這或是作為靈塔的一種形式出現，與西夏崇尚禮拜佛塔，流行龕內建塔有關，可能也與藏傳佛教有關。

關于天禧塔，法華塔，張議潮功德窟第156窟、第161窟及其上方塔，涅槃寺塔（原作天王堂），慈氏塔，窟內塔等相關問題提出了新的觀點。

從天禧陶塔本身、塔上的墨書題記及大華塔出土碑文分析可知，筆者認為成城灣大華塔是舍利塔，但不是董保德重修之普敬塔。普敬塔建于講堂之后，小華塔附近較為平坦，有建講堂的地理條件，也有寺院建筑痕跡，普敬塔或為小華塔，或位于小華塔附近。

敦煌文獻《臘八燃燈分配窟龕名數》中的法華塔，前輩學者根據自己的見解，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認為是莫高窟第143窟上方之塔，有認為是莫高窟第161窟上方之塔，也有推測是在第96窟上方。課題組通過實地考察莫高窟第143窟上方塔，認為塔內內容與法華不符。莫高窟第161窟上方塔經過考古發(fā)掘，塔內主尊為彌勒佛，亦與法華塔無關。在對《臘八燃燈分配窟龕名數》認真仔細分析之后，發(fā)現法華塔所在的區(qū)域——王行者負責區(qū)是從莫高窟南大像（不包括）始，自南至北，經何法師窟（196窟）、剎心佛堂（205窟）、北大像上層（96窟窟前建筑第二、三、四、五層），止于法華塔，法華塔應是莫高窟第234窟上方之塔。

莫高窟第161窟上方塔，在2003年的考古發(fā)掘中，沒有發(fā)現重修的痕跡。在考古發(fā)掘清理中出土了一塊題名殘片，殘片中的“郎押衙”很具有時代特征，我們通過分析認為，這是歸義軍時期窟主或塔主對其兒子的稱謂，在第156窟張議潮功德窟之上修建寶塔，必是張議潮本人，張議潮有兩子，這身題名為“……郎押衙”的供養(yǎng)人，應是其子之一。

從文獻記載出發(fā)結合第156窟的內容與窟形考察，發(fā)現二者不同，因而第156窟不可能是文獻中的張族寺院。第156、161窟及其上方塔是典型的一組垂直塔窟組合建筑，通過對洞窟內容以及土塔考古發(fā)掘出土殘片的探討，課題組認為這一組塔窟是經過整體嚴密設計的，其窟主即張議潮，參與設計者的高僧中有悟真。如果將張議潮功德窟莫高窟第156窟與此窟上方的莫高窟第161窟，及第161窟上方的塔看作一體的話，恰好三層，并且以彌勒為主尊，與五臺山中的三層彌勒閣一致，也就是說，莫高窟的第156、161窟及其上方塔，二窟一塔組成了三層的彌勒閣。最下層第156窟主尊為彌勒，最上層塔內主尊亦為彌勒，中層窟為萬菩薩堂。

第161窟殘存的兩身塑像，以前學界一直認為是著吐蕃裝，但經筆者認真考察比對后，認為非吐蕃裝。塑像著淺口翻沿鞋，著右衽齊膝襖，襖下羅裙，裙下著團花褲，腰系帶，這與吐蕃的左衽不同，因而塑像不具備吐蕃人的特色。但這種裝扮與童子的裝扮相同或者相似，因而壇上塑像可能是兩臂或多臂觀音及善惡兩童子像。

鑒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第161窟也是張議潮的功德窟，修建于晚唐歸義軍時期，與其上方塔一道，是張議潮修建的一組塔窟組合的建筑。

學界對于莫高窟天王堂之名頗有爭議，課題組在考察中對榜題進行了重新識讀，有較大的收獲，認為原天王堂，應為涅槃寺。涅槃寺的功德主有于闐皇太子廣濟大師，為敦煌文獻中出現的廣濟大師的身份做出詮釋。同時，東壁門上的發(fā)愿文給我們一個信息，即此涅槃寺是為曹延祿姬于闐天公主而建。從對于闐公主的題記識讀中我們得知，此時于闐公主已經故去。

涅槃寺修建于曹延祿稱敦煌王時，時間可從公元984~995年，推遲至996年。公元1002年曹延祿因變故被其族子所逼自盡，天王堂題記中曹延祿并未故去，但于闐公主已故去，這就表明于闐公主的去世時間在曹延祿之前，并不是學界認為的在1002年與曹延祿一起被害。在于闐公主去世時，其兄長廣濟大師在世，并作為寺主修建了為于闐公主祈福為目的涅槃寺。涅槃寺壁畫的內容應是法賢（天息災）譯的漢文《佛說瑜伽大教王經》，而非梵本，此經是至道元年十月曹延祿遣使向宋廷請賜的新譯佛經。

敦煌慈氏塔中的彌勒菩薩結跏趺坐、戴桶狀扇面寶冠，菩薩裝，雙手執(zhí)扇，在莫高窟第237窟、363窟，五個廟石窟第1窟，昌馬下窖石窟第2窟都有此類造型的菩薩，對于此類菩薩以前學界認識有誤，有的將其定名為帝釋天，或者只將其籠統(tǒng)稱之為菩薩，也無人對其做過專門研究。課題組通過搜集相關資料，認為這是佛教在后期發(fā)展中出現的，并具有創(chuàng)新的一種彌勒菩薩造型，源于北宋畫家高文進的創(chuàng)作，具有宮廷文人畫的性質。

三  成果的主要價值

（1）調查方面。這是首次對土塔進行全面、系統(tǒng)的調查，獲取了詳細的土塔信息與資料，彌補了相關空白，也為相關保護和深入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基礎性的材料。

（2）研究方面。第一，將土塔看作莫高窟大遺址的一部分來研究，從而從宏觀角度解讀土塔，土塔體現了遺址的結構布局與宗教詮釋，并對所有土塔性質進行了分類。第二，土塔的個案研究方面，也有較大的突破。通過調查新識讀出一些題記，將原認為是天王堂的塔糾正為涅槃寺，并就于闐皇太子廣濟大師及于闐公主提出新的看法；通過調查，認為莫高窟第161窟的兩身塑像服飾為童子服飾，從而考證壇上塑像為多臂觀音及善惡童子像；結合考古材料，認為莫高窟第156、161窟及其上方塔的功德主為張議潮；敦煌文書中出現的“法華塔”，課題組認為是莫高窟第234窟上方塔；通過對天禧陶塔上的墨書題記及同出土的碑文內容的考證，認為城城灣大華塔為舍利塔；對慈氏塔的執(zhí)扇彌勒菩薩進行了準確定名，并就敦煌出現的同類菩薩造像及出現的同類桶形扇面寶冠進行分型分式，從而界定慈氏塔的修建年代。